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 147.第146章 经济学鼻祖

    第146章 经济学鼻祖
    后世人提起申时行的名字，往往觉得申时行是万历朝中早期的重要人物，当发现申时行一直活到了万历末年之时不少人会大为惊讶。
    因为辞官之后申时行在家中真没做什么事情，人生最后二十几年时光，他这个人几乎就从历史舞台上完全退场了。
    也不是申时行不想做事，其实申时行一直在等待。
    申时行这样的人物想要再次出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皇帝励精图治，再次任用老臣。最开始申时行还真抱着这样的希望，但是看着万历皇帝日渐颓废，申时行终于心灰意冷。
    闲居九年之后，现在的申时行精神矍铄，比自己五十几岁时精力还要旺盛。可身体再好也没用，他已经被丢到老而无用的地位。
    申时行如今自号“休休居士”，将自己的书房也取名作“赐闲堂”，无不透出一种悲凉之感。
    他花费了两天时间阅读《国富论》后，终于还是忍不住提笔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写信。
    申时行的长子申用嘉早年靠着申时行的提拔以举人功名出仕，此时已经当到贵州按察副使。
    他的次子申用懋就更厉害，二十三岁中进士，此时已经是武库司员外郎，发掘过李成梁、李如松等名将。
    申时行摊开稿纸给二子写信，落笔飞快：
    “近日手头得到王建阳所著《国富论》半部，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无一字可删改，你在外为官，要想造福百姓，需了解此经济学问，所谓劳动分工、商品货币、市场流通……今将此书共两部寄于你等，务必通读之而后写就读后感，两月之内寄回苏州，看日期上火漆印为证。”
    能培养出一个举人一个进士，申时行的家教非常严格，虽然两个儿子都已经四五十岁，但是他依旧用教小学生的方法要求两人。
    申时行觉得《国富论》对于经济治国实在大有用处，于是直接要求两个已经当上大官的儿子限时写出读后感，还必须要他亲自查看，方能证明两人用心读书。
    不只是申时行，当《国富论》首部出版之后，许多高门大户都主动去找书种堂求购。
    除去一些附庸风雅的有钱人，许多真正爱读书的读者都被《国富论》的上半部给震撼。
    作为书坊主袁无涯自己就在接下来出版的时文选集之中下场写评述：“此书洞见经济发展之本质，不单为经商之法门，更是经世济国之要旨。”
    这本书之中介绍的大量经济学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吸引许多读者关注的还有《国富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
    《国富论》和这时讲述理论的书籍完全不同，夹杂着大量的逻辑推演、思想实验。
    这都是此时写议论文的人，从来没有试用过的方法，好多读者在读《国富论》时就大为惊讶，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理论文章还可以这样写？
    书种堂全力印刷《国富论》，以此时书坊的印刷速度，赶工出一批雕版大概需要两个月。
    《国富论》的上半部以最快速度上马，日夜赶工只求能够快速出版，从雕刻到印刷出品还是用了一个多月，而且首版一千部迅速销售一空，而之后书种堂的刻板都来不及维修，订书的书商和客户就已经将门槛踏破。
    这样的大书使用蜡版印刷法卖不上价钱，对于袁无涯来说收入会减少很多，他只能继续使用雕版印刷，于是连忙派人去福建招刻工。
    即使这样书种堂也只能赶工《国富论》的上半部，先满足市场，再印下半部，全本的国富论至少要等到年末才能出来。
    这书到底还是太复杂，哪怕王文龙写作之时已经尽量将之简化，使得大明的读书人能够读懂，最后的作品依旧有四十多万字。
    一些小作坊弄到原本翻刻，却发现把王文龙的原作稍加删改读者就读不通，如果想翻印就只能按照原文进行。 　　 　　可这样一来字数就太多，翻刻的利润将会十分微薄，所以除了一些骗钱的作品，盗版的《国富论》迟迟没有发行，翻刻的书坊都在挠头想着怎么精简呢。
    三吴市面上《国富论》的名声越传越响，但许多人始终都没有办法弄到书籍来阅读。
    直到袁无涯赶工出第二版三千本《国富论》，许多已经等的焦急难耐的读书人才有机会看到此书。
    他们听说过这书的名气，以为这是一本儒学高论，但是翻开之后几乎无不惊讶——一个由严谨的逻辑思维解析出来的经济世界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震撼感实在太强，书种堂的《国富论》印到第三千本时，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专门讨论此书的文会。
    只因为《国富论》在苏州的问世正当其时。
    雇佣劳动在此时的三吴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佣往往是一种副业，农民在农闲之时才进城打工，而到了此时的万历年间三吴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雇工阶级。
    同时此时三吴大的机户家中有织机十几台，雇工数十人。
    当作坊大到这种程度，业主就已经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也不需要再亲自监督工人，大机户依旧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经成为招工头看机器，自己则负责制定再投资方案。
    类似的窑户、灶户已经成为运营资本的资本家，而非亲自动手劳动的小工厂主。
    就在今年，收税太监孙隆在苏州征税，规定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直接促使民变，而民变方式是“机户罢织”——工厂主发现自己不生产就可以对抗朝廷。
    机户罢织，整个苏州的商税立刻出现大问题，太监都畏惧三分。
    而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也出现了相应的对抗模式，工厂主若降低工价，机工就联合“叫歇”抵抗。
    甚至此时已经在苏州濂溪坊一代出现了织造工的人才市场，以师徒关系学出手艺的织机操作工——车匠进城之后就会聚集在濂溪坊一代，几十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雇佣。
    这是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
    以至于朝廷官员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流民，派人去施粥遣返时一问才发现这些人是来找工作的，给饭吃他们根本不走，后来弄了几个机房主来招工，这群人就跟着去了。
    经常有人在濂溪坊聚集，弄得言官以为苏州出现了什么大灾。
    后来江苏巡抚曹时聘受命调查之后上报朝廷解释此事：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而且他还发现这些人居然全部依靠纺织业存身，意识到如果朝廷打压纺织业，肯定会和骚扰农桑一样造成流民：“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三吴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理论去指导自己的投资，而从未管理过工商业社会的官府衙门也需要相应理论去指导自己的工作。
    而《国富论》就在此时问世。
    这本书在江南迅速引来许多人的追捧。
    (本章完)